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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奇比奥(P.CorneliusScipione,公元前234—183)罗马军队统帅,曾在西班牙战胜汉尼拔。但是,君主使人们畏惧自己的时候,应当这样做:即使自己不能赢得人们的爱戴,也要避免自己为人们所憎恨;因为一个人被人畏惧同时又不为人们所憎恨,这是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只要他对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而当他需要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必须有适当的辩解和明显的理由才这样做。但是头一件是,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perditadelpatrimonio)还来得快些[3]。再说,夺取他人财产的口实是永远好找的;一个人一旦开始以掠夺为生,他就常常找到侵占他人财产的口实。但是,与此相反,夺取他人生命的理由却更加难找了,而且很快就消失了。为此,我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我认为被人们评论的一切人——特别是君主,因为他的地位更高——都突出地具有某些引起赞扬或者招致责难的品质。这就是说有人被誉为慷慨,有人被贬为吝啬(这是使用托斯卡诺的用语,因为在我们的方言里面,贪婪的人还包括那些想靠掠夺取得财物的人,而我们称为吝啬的人是指那种不愿多使用自己东西的人)。有人被认为乐善好施,有人则被视为贪得无厌;有人被认为残忍成性,有人被认为慈悲为怀;有人被认为食言而肥,有人被认为言而有信;有人被认为软弱怯懦,有人则被认为勇猛强悍;有人被认为和蔼可亲,有人则被认为矜傲不逊;有人被认为淫荡好色,有人被认为纯洁自持;有人被认为诚恳,有人则被认为狡猾,有人被认为脾气僵硬,有人则被认为容易相与,有人被认为稳重,有人被认为轻浮,有人被认为是虔诚之士,有人则被认为无信仰之徒,如此等等。彩票平台注册送38元但是,让我们谈谈科姆莫多吧,因为他是以马尔科的太子身份根据继承权而享有帝位的,他只要踏着他父亲的足迹前进,使人民和士兵满意,他就能够容易不过地保有这个帝国。可是,由于他秉性残忍和野蛮,为了自己能够鱼肉人民,他要买好军人,让他们放纵不羁;另一方面,他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常常走到竞技场同搏斗者格斗,并且做出其他卑鄙的、同皇帝的尊严极不相称的事情,因此,他受到士兵轻视。由于一方面憎恨他,而另一方面蔑视他,于是人们合谋反对他,并且终于把他杀害了。

彩票平台注册送38元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8]原文:“quodnihilillideeratadregnandumpraeterregnum”。此语引自第三世纪罗马史学家查斯丁尼(M.J.Justinus)所著《历史》(《HistoriarumPhilip—picarum》)。正确的原文应该是:“utnihileiregiumdeessepraeterregnumvide-retur,”见该书第23章第4节。

[7]奥利韦罗托(OliverottodaFermo),姓欧弗雷杜奇(Euffreducci)。马基雅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对于这些忠告和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他的为人要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谁愈敢言,谁就愈受欢迎。除了这些人之外,他应该不再聆听别人的话;他推行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对于自己的决定坚决不改变。任何人如果不如此行事,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主张多变导致变革频繁,其结果是,他不受人敬重。还想喝斯嘉丽的洗澡水吗?杜兰特:她结婚了彩票平台注册送38元但是,如果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那末就会发生种种困难了。要保有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需要非常的好运并作出巨大的努力。而最好和最有力的办法之一,也许是征服者亲自前往,驻节在那里。这就会使得他的占领地更加稳固,更加持久,例如土耳其人在希腊就是这样作的[4]。假使土耳其国王不移跸希腊,那么,即使他为着保有希腊而采取其他一切办法,他还是不能够保有那个国家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当地的话,骚乱一露头他就能够察觉了,从而他就能够迅速地加以消除。但是如果他不在跟前,那么,只有在大乱的时候他才能够察觉,那时他已经不再能够消除骚乱了。除此之外,那个地方不受他的官吏掠夺;臣民由于能够立即求助于君主而感到满意。因此,那些愿意做良民的人势必更加爱戴君主,而那些别有怀抱的人则势必更加害怕他。至于那些想从外部进攻这个国家的人,就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当君主驻节其地之日,想把它从君主手里夺取过来是极困难的。

[9]圣父教皇利奥(SanitàdipapaLeone)指马基雅维里作此书时在位的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即乔万尼·德·梅迪奇(Giovannide'Medici,1475—1521),是著名的大洛伦佐之一员。马基雅维里在被罢官后有意同教皇利奥结交,在1519年(小)洛伦佐·德·梅迪奇死后,曾向教皇利奥建议在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国。[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2]1500年佛罗伦萨人从法王路易十二那里获得了八千瓜斯科人(Guasconi)和瑞士人以便夺回皮萨,但进攻失败。由于这些军队难带,以至人们宁愿把它解散。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事情,我称赞建筑堡垒的君主,也称赞不建筑城堡的君主;我非难那种依赖堡垒而认为来自人民的仇恨无足轻重的君主。

因此,谁不想胜利,就利用这种援军吧!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多得多,因为援军到来也就造成了毁灭的条件,他们全体团结一致,而且完全听从外国人的命令。可是,就雇佣军而论,如果他们获得胜利,他们要加害于你,却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较好的机会。雇佣军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由你找来并发给军饷的,而且由你委派第三者担任他们的头头,这个第三者是不能够立即取得足够的权威来加害于你的。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慓悍却是最可怕的。[3]马基雅维里在此处引用的人物,除居鲁士一人外;其他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西方学者对此有各种评论。但是这些传说中的某些人物及其事迹并不能肯定全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特别是从西欧文化的历史背景与传说中和宗教上的人物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有的地位,马基雅维里的例示与分析显然会产生吸引人的效果和特殊的说服力。[2]维琪尔(Virgili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此句引自所作被称为罗马的国民史诗《Aeneid》,原文为拉丁文。[2]萨沃那罗拉在1494年11月1日早就预言法国查理八世将要入侵。后来他指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渎神、残暴和作恶多端。但马基雅维里则把此种不幸归罪于放弃军事训练,使佛罗伦萨无能力自卫。

从来没有一个新君主解除了他的属民的武装;与此相反,当他察觉他的属民没有武装的时候,他总是把他们武装起来;因为如果把他们武装起来,那些武力就变成你的武力,你过去怀疑的那些人们现在就变得忠诚了,而那些原来就是忠诚的人现在就保持忠贞不渝,并且由属民变成你的拥戴者了。而且,由于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属民都武装起来,因此当你把一些人武装起来,从而使他们感到蒙恩受惠的时候,你对于其他的人们就能够更安全地对付了,因为前者由此认识到这种待遇的差别,使他们对你更加感到有报恩之责;而其他的人们会谅解你,因为他们断定,那些冒着更大危险、负有更大责任的人们,获得更大的奖赏是必要的。但是当你把他们解除武装的时候,你就开始得罪他们了;并且表明或者由于胆怯或者因为缺乏信义,你不信任他们了;这两条意见无论哪一条都孕育着对你的憎恨。而且因为你不能够永远没有武装,你终于不得不依赖于雇佣军,而他们的性质己见前述;即使雇佣军再好不过,他们也不足以保卫你反抗强大的敌人和被你怀疑的属民。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彩票平台注册送38元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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